穿越千年读《尚书》
作者：金满楼
编者的话：文明文籍是精良文明的集大成者。浩如烟海的中华传统文籍，将中华后代的民族风致、民族精力浓缩在字里行间，凝结成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绵延不停的汗青长河。
观成败、鉴得失、明好坏、知兴替——文籍不应困于高墙，我们应该去了解、去读懂中华民族的文籍，去与汗青做精力的接续。为此，《海南周刊》特开发“古籍新读”栏目，报告文籍的内容及其眼前的汗青故事。
牛年新春正月月朔，中央电视台推出大型文明节目《文籍里的中国》，第一期即以《尚书》为推介目标。节目中，演员倪大红以“古时护书人”伏生的身份报告《尚书》的传播和书中头脑要义，撒贝宁则以“今世念书人”的身份与伏生对谈。在古今对话、时空转换中，传统文明经典《尚书》也由此进入了群众视野。
《尚书》何以为“上”？
《文籍里的中国》选择《尚书》作为节目标开篇，一方面是《尚书》素有“政书之祖，史书之源”之称，它纪录了中华民族上古时期从尧、舜、禹到夏、商、周的紧张汗青，掀开这本书，我们可以追溯到神州文明的源头；另一方面，《尚书》固然是中国文明的元典之一，但它和当下相隔久远，加上笔墨诘屈深邃，难懂难懂，因此难以被群众了解，也不容易广泛转达。和《论语》《诗经》等文籍比拟，《尚书》与群众的隔膜是比力深的。
先秦时期，《尚书》直接以《书》名，直到西汉中期，它才被称为《尚书》。《尚书》之以是为“尚”，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尚”与“上”同，《尚书》是纪录上古久远的书；二是“崇尚”的“尚”，由于这是孔子整理选编、儒家推许的紧张文籍。
定时间排序编排的话，《尚书》可分红四局部，即《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在《三字经》中，有12个字是先容《尚书》的，即“有典谟，有训诰，有誓命，书之奥”。这句话的意思是，《尚书》的奥义富裕表如今典谟、训诰和誓命中间。
所谓“典谟、训诰、誓命”，指的是《尚书》的六种体例。此中，“典”是先王治国的典章制度和基本史实，如《尚书》的首篇《尧典》，纪录了尧和舜怎样办理国度；“谟”是纪录古时君臣策划治国方略的言论，如《皋陶谟》篇纪录了舜和大臣们讨论国度大计的对话；“训”是大臣关于君主的劝谏；“诰”是君主对臣民的告示、劝诫以及劝勉；“誓”是君主在战前对将士的倡导令；“命”是君主公布的正式下令。
从这个意义上说，《尚书》是一部体例比力完备的公函总集。自汉朝以来，《尚书》不休被视为中华文明的政治哲学经典，它既是帝王贵族的教科书，也是普天下念书人必修的“大经大法”，在汗青上影响极大。
《尚书》的传播历程
在儒家五经中，《尚书》固然十分紧张，但其文本不足最多，其间真伪离合，从汉朝以来就争议不休。按传统说法，孔子最初编《尚书》时有100篇，但厥后由于战乱等缘故而散佚泰半。
据《史记·儒林列传》纪录：华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这时，济南有个叫伏生的前朝博士，他在秦始皇焚书时将《书》藏在墙壁中，但厥后由于秦灭之乱，所藏之《书》只剩下29篇。得知这一消息后，华文帝召伏生入朝，但此时伏生以前九十多岁，不克不及远行到京师，于是华文帝便派掌故官晁错去向他学习，伏生所传的《尚书》本才得以传播开来。伏生所传的本子是其学生用事先的隶书钞录，这就是东汉以来所谓的《今文尚书》。
之后，汉景帝之子、鲁恭王刘余撤消孔子故宅墙壁时发觉了一批竹简，此中就有一部用先秦笔墨写成的《书》经。经孔子子孙孔安国的整理，这一版本的《书》经比《今文尚书》多16篇，这就是常说的《古文尚书》。
但是，孔安国的这个本子未能惹起器重，而是被放在了石渠阁（皇家图书馆里），只在私卑劣传。直到西汉末年，天禄阁秘书刘歆以为《古文尚书》有代价，由此引发了一场绵延不停的“今古文之争”。
原本，汉武帝时倡导儒学，立五经博士；宣帝时又按家数立官，共立十四博士，每博士各有弟子多少人。按事先划定，每家都有“师法”或“家法”，从学者必需严守。《尚书》门下，也立下欧阳（和伯）、轻重夏侯（夏侯胜、夏侯建）三博士，都是伏生一派分出。
汉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先后卖力修正皇家藏书。汉哀帝时，刘歆想为《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及《古文尚书》这四部“古文”经典立博士，但遭到已有的五经博士的剧烈反对。厥后，刘歆投靠王莽，并借后者之力建立古文经学的位置。但是，随着王莽新朝的倒台，古文经学仍被踢出主流之外。
之后，在西晋永嘉战乱中，今、古文《尚书》再次流失。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向朝廷献上了一部《尚书》，此中包含《今文尚书》33篇（梅赜从原先28篇中析出5篇），《古文尚书》25篇。如今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就是《今文尚书》《古文尚书》的合编本，也就是梅赜所献版本。
《尚书》的真伪义理之争
在儒家经典中，《尚书》是文献版本和师承授受最繁复的一部。而关于《尚书》的争论中，东晋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及所附《孔安国传》的真伪是此中最大的公案。从唐代开头，即有人猜疑《古文尚书》并不成靠，宋元明三朝的质疑者更是不堪摆列。
南宋时期，朱熹也曾提出疑问，“出于孔氏者多明白易晓，出于伏生者都难理会”，相反一部《尚书》，词章文体上怎样会有这么大的不同？作为儒学的宗师级人物，朱熹的猜疑态度对后朝学者的影响无疑十分宏大。
固然，词章难易是见仁见智的成绩，猜疑者以为《古文》词句清通平顺，不类先秦笔墨；维护者也可以以为《今文尚书》未必篇篇诘屈聱牙，也有与古文诸篇相似的。清朝今后，这一争论由辞章辩异转入考据真伪，并进而倒向“废立”的伤害边沿。
以古代“文献学”或“史学”的态度，“真伪”成绩无疑是第一位，但对清代学者而言，《古文尚书》的代价和位置不克不及完全由“真伪”考据来决定，由于考据的层面之上，还触及义理的成绩。大要而言，清代学者多以为《古文尚书》或有窜改修饰的伪作猜疑，但其义理纯美，加之汗青久长，不克不及简便地以“伪”而废或以“正”而立。
内幕上，《尚书》“真伪”的紧张成绩在于“原本无存”，无人晓得何本是“真”，即使被以为是真的《今文尚书》，也只是伏生口述，并非原本。更何况，《尚书》中关于虞、夏及商代的局部文献是依据听说写成，不尽可靠。别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书的传播历程中，不免会有修饰、增补乃至窜改的因素。就像汗青学家李学勤说的：“除了少数经籍早已被立于学官或有官本之外，古籍寻常都要颠末较大的窜改厘革，才干定型。”因此，古书传播历程中显现托古之作也在所不免。在“原本无存”的情况下，太过纠结于“真伪”而否定此中的义理和汗青代价，也相反是不成取的。
不忘来时路，方知向何行。从这个意义上说，读《尚书》的目标是知先贤治政之本、知朝代兴废之由、知一局部修身之要。有册有典，以史鉴今，此乃中华民族之幸事。（金满楼）
泉源： 海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