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世界杯已经进入淘汰赛阶段。随着赛事的进行，已经有半数以上的国家队被淘汰，相信在过去的两周里，大量球迷的心情随着所关注球队的战绩而跌宕起伏，其中包括人气极高却连续两届惨遭淘汰的德国队、曾为亚洲球迷带来惊喜的沙特队、每年贡献内讧节目的比利时队、前两天点球踢得稀烂而再次止步十六强的日本队等。
体育比赛那永远不可预料的结果总是紧紧抓住观众的心情。
《极度狂热》（Fever Pitch，1997）剧照。
然而，每当大多数人为此而激动或失落时，却也会不禁想起另一批人——他们对于足球比赛的结果毫无兴趣，更有甚者，对任何竞技体育都会表示出不屑与反感的态度。当然了，对于一项体育竞技，每个人都有其看法和感受，无论是痴迷（在没有伤害他人的前提下）还是无所谓都各有理由。本文盘点了几位作家对足球的看法，且飨各位书友。
撰文 | 宫子
二十二个人追一个球，
有何意义
在地球上，哪里的球迷最具热情呢——相信比较公认的是这么两个地方：拉美地区和英国（想一下由墨西哥球迷发明的人浪、博卡青年和河床在阿根廷的对抗以及英国球迷在观赛后爆发的种种互殴事件吧）。然而，就是在这两个地区，也相应诞生了两位最知名的厌恶足球的作家。
博卡青年与河床之间的对决被称为“死亡德比”。1968年，博卡球迷在纪念碑球场与警方发生冲突导致踩踏事件，最终71人丧生，成为阿根廷足球历史上最大惨案。
首先来说一下拉美地区吧。拉美地区的足球几乎没有弱队，大到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小到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甚至海地，都有着打进过世界杯决赛圈的实力与历史。足球在拉美地区几乎可以视为一项全民狂热的事业，然而或许正是因此，也出现了一位由此对足球狂热极为反感的作家——来自阿根廷的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这看似并不是那么令人意外。
因为从文风上来看，沉迷于图书馆式幻想，用词极为克制的博尔赫斯，就不像是会对激情澎湃的体育运动有浓烈兴趣的作家，再加上博尔赫斯的身体在作家中也是数一数二的孱弱，给人的形象经常定格在一位拄着拐杖、缓缓散步的盲人图书馆长的样子，这个文质彬彬的作家似乎没有任何参与体育运动的潜质。不过，博尔赫斯对足球比赛的厌恶另有原因。博尔赫斯对体育比赛（尤其是足球）的不屑是出了名的，其留下的最为经典的一句话是：
“足球是英国的一大罪恶，足球得民心，因为愚蠢得民心……二十个穿短裤的男人追一个球，足球在美学上也是丑陋的。”
我相信关于足球美学的这番理论只是博尔赫斯为自己找来的一个措辞，一个有能力在诗歌中幻想出二十面体的作家认为一场由二十二个球员围绕着一个球体旋转的运动缺乏美学魅力，实在是有些苍白。博尔赫斯所厌恶的，应当是足球运动背后的集体狂热，以及这种狂热精神在拉丁美洲地区所衍生的独有的政治色彩。这种政治色彩最为直观的呈现，自然是阿根廷球王马拉多纳在世界杯上击溃英国队的那场经典比赛，刚在马岛战役中失利的阿根廷人，成功地在绿茵战场上击溃了英国人，从而让整个阿根廷民族再次具有了荣耀与自信。而不太直观的潜在影响，则在于阿根廷人对待政治的态度。
《阿根廷迷思》，[阿根廷]亚历杭德罗·格里姆森 著，侯健、张琼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8月。
关于这种潜在的精神气质，现任阿根廷总统顾问亚历杭德罗·格里姆森在《阿根廷迷思》一书中曾特别提到这一点。对阿根廷人来说，足球在比赛之外还意味着一种幻想的实现——阿根廷人不仅满怀激情地相信自己的国家可以战胜欧洲国家，相信着荣耀的过去，而且更可怕的是阿根廷人希望这一切都能在90分钟内完成：
“在看足球比赛时，我们总会时时站起来大喊大叫挥舞手臂，喊着‘犯规了’‘点球’‘给牌啊’。除非是大比分领先，其他时候我们总想让球员和裁判表现得更好些，希望判罚能更加‘公正’（请好好理解‘判罚’在这里的意思——就是‘多偏袒我们一些’）。裁判除非做出明显偏袒我方的判罚，否则很难赢得我们的欢呼声。一切我们反感对方球队做的事情——犯规、小动作、假摔，我们却支持己方队员这么干。我们都是狂热分子，或者说，我们都是最糟糕的法官。但是，当然了，那只是场游戏罢了……
有时，我们会觉得国家的发展状况就像是场足球比赛，我们总心惊胆战：自己攻击性太强，但却不注重防守，很可能最终会输掉这场比赛……在足球这一游戏空间里，我们不那么客观是可以理解甚至是有积极意义的。真正严重的问题是，我们以看球的心态去审视和分析阿根廷。”
因此，足球的狂热很容易在阿根廷人当中产生一种蒙蔽作用，让阿根廷人在胜利与荣耀中陷入集体的迷狂。这种集体迷狂将阿根廷人导向了盲目的政治支持，作为在有生之年目睹过阿根廷被法西斯主义、庇隆主义、军政府独裁等多种意识形态轮番蹂躏的作家，博尔赫斯对这项能够引导集体狂热的运动充满厌恶，也在情理之中。
而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似乎要比博尔赫斯更加厌恶足球这项运动。奥威尔的写作主题一直相当明确，他极为激烈地反对控制大众的机器与无休无止的民族仇恨，而足球似乎恰好是唤醒这两件事物的暴力机器。如果说，博尔赫斯是由于足球文化在拉美地区的独特地位，从而对足球运动心生厌恶的话，那么奥威尔则是对一切体育比赛都相当厌恶，他完全不相信体育比赛能代表什么和平友谊的精神：
“人们说体育能在国家之间创造友好……每闻此言，我总觉惊奇。即使不看前车之鉴（如1936年奥运会），不知道国际比赛足以演变成倾泻仇恨的大联欢，你也能从基本的准则中得出同样的推断。”
在英国，最能印证乔治·奥威尔这一观点的，肯定是来自苏格兰联赛的两大豪门凯尔特人与格拉斯哥流浪者之间的恩怨，很明显，这两支球队之间的对决非但没能解决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矛盾，反而经常成为两大宗教信仰演化为肉体斗殴的导火索。在奥威尔眼里，除了人们经常利用体育运动宣泄矛盾之外，体育比赛（尤其是国家队之间的比赛）还经常让人们陷入无规则的混乱狂欢以及让人们沦为被荣誉感裹挟的个体。“在乡村草场上，你为两方加油，感受不到地域性的爱国主义时，还有可能只为娱乐和锻炼而比赛，但只要声誉问题一冒头，只要你感到你和某些大过你的团体会因为失败而蒙羞，那么最野蛮的战斗本能就会被唤醒。”
就像今年世界杯小组赛中，美国队和伊朗队最后涉及小组出线名额的比赛一样，在赛前人们已经诞生了种种关于“能否打破红黄牌纪录”的设想。似乎，伊朗球员能否铲断美国球员的小腿要比进球本身更吸引人。
乔治·奥威尔对体育比赛的负面批评并非知识分子的刻薄之言。在历史上，体育比赛导致的最严重的暴力事件，莫过于发生于1969年的足球战争，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的最后一场世界杯预选赛直接演变为殴打移民、两国断交，最后发展为持续了6天的军事战争，导致数千人丧生，而且两个国家都没有取得任何军事上的胜利，极为荒谬。
洪都拉斯与萨尔瓦多之间爆发的“足球战争”。
在厌恶足球的作家名单上，我们还可以增加很多人，例如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他所厌恶的是土耳其的足球，因为“在这儿足球不是鸦片，而更像是一台制造民族主义、仇外症和专制观念的机器”；还有奥地利作家托马斯·伯恩哈德，由于自身曾在受纳粹影响深刻的学校被迫接受体育训导的经历，让伯恩哈德对所有体育都深恶痛绝，“和所有的独裁统治一样，纳粹统治也是通过大众体育变得强大，几乎统治了全世界。在所有的国家中，大众在任何时候都受到体育的管束。”
喜欢足球，
但不喜欢今天的足球
不过放眼世界的作家群体中，还是球迷身份的作家更多一些。
如果尼克·霍恩比是个中国人的话，他一定是会喊出“我们阿森纳是不可战胜的”那个人。这位英国作家的成名作是《极度狂热》，这本回忆录专程讲述了作者成为阿森纳球迷的故事。这本书不仅入围了企鹅现代经典书目，而且还获得了阿森纳足球俱乐部的支持，重印再版。
而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则是受足球影响最大的作家。他曾经专门写过一本名为《足球往事》的书，记录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之间爆发的那场荒谬战事。而且身为球迷的他，对于足球运动本身也有着不同的思考历程，相关的思考结果也融入到了他的写作中。
《足球往事》，[乌拉圭]爱德华多·加莱亚诺 著，张俊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
出生于1940年的加莱亚诺从小就是狂热的足球迷，小时候的他最大的梦想完全不是成为一名作家，而是成为一名职业的足球运动员，在《足球往事》一书中，加莱亚诺写到，“当精彩足球真的发生时，我对奇迹充满感激，而不管是哪支球队、哪个国家表演了这美丽的足球，我都毫不计较。”
然而这种狂热的足球精神，随着世界足球发生的变化而在加莱亚诺的心中产生了动摇。加莱亚诺的文学魅力在于，他一直是个极为冷静的思考者，之前提到的博尔赫斯与奥威尔厌恶足球的原因，加莱亚诺也完全观察到了，但他并不指责足球运动产生的狂热，相反，他认为足球运动中的激情以及天马行空的创造力——包括很多时候完全无视规则的创造力，例如加莱亚诺非常崇拜马拉多纳，因为马拉多纳曾经以禁药、破坏规则、口出狂言等种种天才与疯子兼具的行为展示了人类的自由。对于足球所产生的暴力行为，加莱亚诺认为：
“我们应该为此而责怪足球吗？或者我们应该责备那种只看重成功的文化，批评职业足球所反射出的整个权力系统？足球不是生来就充满暴力的运动，尽管有时它会变成一件用于泄愤的工具。埃斯科巴的被杀发生在这个星球最暴力的国家之一，这不是巧合，暴力并不存在于这些喜欢庆祝，疯狂痴迷音乐与足球的人的基因之中，暴力就像疾病一样折磨着哥伦比亚人。但是暴力并不是出生时就长在他们额头的胎记。另一方面，权力机制才是造成暴力的真正原因；就像所有的拉丁美洲国家一样，不公和屈辱毒害着人们的灵魂，他们身处素有免责传统的制度之下，这传统奖赏不择手段的行为，鼓励犯罪，并将这些注入明泽永远的特性之中。”
作为一个真正的球迷，到了20世纪末期，加莱亚诺对于足球已经没有了昔日的热情，因为在加莱亚诺看来，这个他深爱的运动已经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例如，我们如果关注世界杯新闻的话就会知道，在开赛之前，一些欧洲国家队的球员曾经决定要在比赛中佩戴彩虹袖标，以示对卡塔尔打击同性恋政策的抗议，最后在国际足联和足协的建议下，球员们放弃了这一举动。如果加莱亚诺能够看到这届世界杯的话，一定会对此深感失望。在他眼里，足球运动就是让人们在赛场上释放自由、带着尊严战斗的行为。
另外，加莱亚诺对于世界足球的职业化也相当悲观，他认为，现代足球中拥有创造力的球员已经越来越少，俱乐部里更多的是很少失败的球员而不是追逐成功的球员，不同俱乐部与国家队之间的风格差异也越来越少，似乎大家都找到了一种追逐胜利的成功模式并进行复制。
也许，上一届世界杯冰岛队“摆大巴”战术的成功便是加莱亚诺所厌恶的足球发展趋势。
也许，如果看到姆巴佩已经成为“姆巴佩主席”的新闻，加莱亚诺会更加感慨足球的变质。
也许，如果看到今天已经找不到优质中锋、开始踢传控足球的软绵绵的德国队，加莱亚诺会对足球更加绝望。
竟然连英格兰都不搞祖传的长传冲吊了。
创造性的减少、激情的丧失、职业化与商业化的行为、风格的消逝……这些导致现代足球比赛已经不如曾经那样好看的原因，相信是只有身为真正球迷的作家才能发出的感慨。
《会社》（The Firm，1989）剧照。
加缪：另一个角度看足球
另一位喜爱足球的经典作家，是法国的阿尔贝·加缪。在年轻时，加缪是一位相当优秀的足球运动员，在比赛中担任守门员的他带领球队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被视为阿尔及尔竞技大学的传奇明星球员。在所有喜欢或厌恶足球的作家中，阿尔贝·加缪的竞技水准应该是独一档的。可惜的是由于患上了肺结核（一说是比赛中穿着太少着凉所致）加缪不得不告别足球运动，不过足球在加缪的人生中依旧占据了很高的位置，当有人向他提问，足球和剧院哪一个更重要的时候，这位作家脱口而出——“足球”。
关于加缪参与足球的海报与报道资料。
与其他与足球有渊源的作家相比，加缪更让人喜欢的是他对待足球的态度。作为具有敏锐观察力的作家，足球文化衍生的魅力与暴力、体育竞技的本质，加缪全都看在眼里，但他完全是用另一种角度来看待足球的。他既不是像加莱亚诺那样的狂热支持者，也不是奥威尔那种因为暴力而彻底反对体育的厌恶者，身为哲学家的加缪看到的是人们对抗荒谬的精神。就场面而言，加缪会赞同博尔赫斯的观点，二十二个人围着一个足球转，看起来荒谬且没有意义——然而，球场上的人类却愿意为此投入并付出一切，一场胜利仿佛意味着宇宙的狂欢。
在足球岁月中，加缪还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明白了足球永远不会从你预料的方向过来。这个道理在生活中帮了我大忙，特别是在大城市和那些言行不一的人群中生活的时候。”
尽管足球（以及其他充满火药味的体育比赛）有着很多引发仇恨与暴力的诱因，但是在诸多涉及民族主义与国家荣誉感的事物中，体育，无疑已经是最为简单和美丽的一件。是的，我们也说不清楚，在观看了一场几十分钟的比赛过后，那些激动或沮丧的情绪究竟能为我们带来什么，那些象征着比分的数字也会逐渐被日历的数字冲淡，为了一个出界球而头破血流的画面从逻辑上看也显得有些荒谬，运动场上的你争我夺就像是西西弗斯的神话一样——总会随着下一场比赛的开始而归零——然而，假如我们将这些看似无意义的情绪真的视为无意义的事情，认为一切都只是从零到零的狂欢，那么，本就短暂的人生除了被空虚征服之外，又还能剩下什么呢？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宫子；编辑：西西；制图：刘晓斐；校对：刘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