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共产主义农场：寻觅“共生”的约莫
有人说梅红伟的农场是“准共产主义”生存：25一局部之间大多无血缘干系却以家人相当，同吃同住同劳作却没有薪资、所得归团队支配，他们身精力行，本人盖房、打井、做家具，此中相当一局部是只身母亲、孤儿乃至神经病患者。梅红伟不喜好“主义”的政治意味，十几年帮助都市边沿人的义工履历让他只是想回抵故乡寻求创建一种新公益形式的约莫：“一一局部就像一块木板很难活着，绑成甲板不仅更容易活着，约莫还能救更多人上去。”他以为更贴切的词是“共生”。
农场兴办人梅红伟和他的小儿子梅子蜀
家庭
梅红伟的小面包车寻常一个月才下一次山，采买山上必要的粮食、衣物和平常必需品。那是农场最繁华的日子，“喊一声‘卸货啦’，堆满了的物品从车上滚下去，女人、孩子们就会兴致勃勃地跑来搬”。这个现在一共有25人的农场包含两对伉俪、7个孩子、6位神经病人和两个孤儿。除了3名在山下小学上学的孩子，对农场中的大大多人而言，采买物品是与山下产生的唯一接洽。只是这种安静避世的农场生存近几日被暂时冲破：24岁的明圣在出外采买修建质料时出了车祸。农场里的成年人们不得不开头了在山上山下之间的辗转，除了在病院照顾明圣，还要在交警队、保险公司之间和谐。“这种突发事变也是农场创建后第一次碰上。”梅红伟在山下忙了4天，终于得以回到山上。保险公司摒挡赔的事变还没有完毕，明圣1万多元的医疗费都是由农场的公用基金来付出。由于依照农场最紧张的端正——共生形式来讲，成员无论先来后到都是同等的，到场农场也就成了一家人，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以及后代教导就都拴在了一同。
农场的25一局部互相都以“家人”相当，这个各位庭之下又被分红了4个小家，分散由农场最初的4位老成员任“家长”。“四家各有侧重，陈燕一家管物品，小记一家管故乡，周伟一家管卫生、接待，明圣一家主要干活程。4个小家轮替做饭，每家一天。”梅红伟说。本刊记者到农场时过了晚饭时间，这个位于河南确山县薄山湖水库高明山林中的农场周围以前是一片乌黑的静默，四下唯一的光芒就来自一切人正聚在农场里一同看影戏。每周一、三、五夜晚是各个小家的开小会时间，二、四、六则是影戏之夜。“团队活动一切人都要到场，即使是五六岁的小孩子也不克不及中途下场，并且影戏完毕后还要互相分享心得。”影片都是梅红伟经心挑选的，像《阿甘正传》、《辛德勒的名单》如此的影片以前放了很多遍，今天的影戏是《灵魂冲浪者》，报告了一个丢失左臂的女孩追逐冲浪抱负、克服本人的故事。神经病人熊敖分开农场以前两三个月，他第一次用比力完备的句子讲出了剧情，取得的是一切人赞同的掌声。
团队生存的仪式感和欺压性在农场生存中时候可以感遭到。除了少数伉俪房，男人和女人分开睡在团队宿舍的大通铺上，六七一局部一个房间。早上6点钟一切人都要到户外做早操，每一餐之前，各位都要围站在餐桌前依照常规唱一首歌：“我们有家，至心爱她；苦辣酸甜，牵手走回家……”在唱完向身边的家人互道一声“今天要开心”后才干开头一餐。梅红伟并不否定这种仪式与宗教中的餐前祈祷有某品种似性。“最初唱什么歌是随机的，只是想各位可以在用饭前开心一下，增长情感，农场建立后就成了常规。”饭菜是以前被分派到每一局部的餐盘中的，超少有肉，不放味精和酱油。梅红伟以为“应该培养胃口，而不是创造食品”，体现着农场“只取所需，不取所要，忌取所贪”的生存理念。农场开垦的两片菜园基本可以满意青菜的平常必要，一切的菜都不使用化肥和农药，“连辣椒酱都是用石杵人工捣出来的”。吃过饭，几乎一切人的最初一个举措都是用馒头把餐盘擦干净，然后吃掉。之后，即使是五六岁的孩子也要本人拿着碗筷到厨房去洗濯。“从山下买来的洗洁精是用来洗濯事情中粘在衣服上的机油的，去除碗里的油污我们用麦麸和米糠。”这是梅红伟在做义工时学到的，被环保构造使用的茶籽粉并不易找，于是梅红伟找到了乡村中更为广泛的代替品。被使用过的麦麸和米糠也没有被糜费，“把它们煮熟后就成了狗食”。依照农场的端正，大人们不管餐桌。餐后大人们散去，孩子们要卖力把餐桌擦净、椅子摆放划一。农场里的每一一局部都要写周记，纪录一周的生存感悟。“周日中午不会安插活动，各位都在写周记，周日夜晚是农场最紧张的团队活动谈天会，一切人都必需列席，每一局部都可以谈人生感悟和生存中的种种成绩，偶尔成员之间有了摩擦，也在这里说出来，互相致歉。”梅红伟的妻子九玲对本刊记者说。
除了团队活动，大局部时间就是结组劳作。绿色方舟农场占地300多亩，从2009年开头动手建立以来，衡宇、菜园、水井、小水库、农场中的排水管线都是各位本人入手完成。“不会就现学，我们的准则是多买东西，少请人力。”梅红伟说。天天早饭后，各位会探究出当天的事情内容，然后各自小家的成员就开头分工协作。“各位都要着力，做力所能及的事，上山平整菜地，即使小孩子也要去帮助捡石头。”梅红伟以为，仅有劳作才干让人感受在农场中生存是“有尊严”的。2010年，为了便利农场用水，各位在两山之间的小沟发掘出一个可以积蓄雨水达4米深，面积达六七百平方米的小水库。“筑堤用的水泥方砖有2000多块，都是小记、周伟几个女人浇筑出来的，整个水库完成只用了一两个月。”农场栽种下的500棵核桃树、300棵山楂树要3年后才干开头劳绩，从2009年农场创建起，梅红伟以前投入了六七十万元。没法开源，只能尽约莫地节流。“一切人都还没有薪资，平常物品团队采买，必要回家探亲时才可以从账上支取300块钱当盘费和给家人买礼品。”
共生
与世阻遏，没有薪资，生存单调，这个唱着“我们有家，至心爱她”的各位庭却过得的确很兴奋，可原本几乎每一局部都有过“快活不下去”的履历。1993年，只上到初二的梅红伟随哥哥、姐姐到深圳打工，也是在深圳他交往到了来自香港的公益团体。第一次见到有人在体贴和帮助都市里的边沿人群，他很受震动，掉臂老板的器重和亲人的叱骂，他辞了职。“从1995年开头我就成了专职义工，帮扶都市里的流浪者、成绩少年。”梅红伟与妻子九玲的结缘也正是由于对义工事情的同舟共济。2006年，在丽江做义工的梅红伟匹俦碰到了只身母亲小记和周伟，她们各带着一个孩子。“小记由于家庭暴力仳离，她的女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看到生疏人就碰面临墙角哭。”九玲对本刊记者说。三个家庭都面临着既要事情，又要照顾孩子的困难。“共生是自但是然想到的，四个大人三个去事情，一个照顾家庭和孩子，收入协同使用，没想到如此下去各位都以为轻松了很多。”傍晚，几个女人在束河古镇的市场上做馒头卖，一袋面粉可以赚半袋面粉的钱。“我们才晓得抱团不仅能活得轻松些，还能赚到钱。”梅红伟对本刊记者说。
每餐前，一切“家人”都要唱一首爱家的歌，并向身边的人说一句祝愿的话
共生的形式有了雏形，这个特别的家庭又从丽江到浙江开头做汽车配件出入口买卖，同时开头接纳由于种种缘故到来的家人。24岁的周丽是周伟的侄女，在农场里这个卖力财务的女孩照旧三个四年级孩子的语文教员。“但是在家属里她却不是如此的，家人给她的评价是怯弱、不懂事，由于她性情有棱角，不明白讨家人欢心，在家属中很受排挤。”周丽被周伟带进了这个家，2009年又由于爸妈的要挟而分开。“她回家后又变得沉默了，住了一年多终于跟家人说她过得不开心，然厥后到了山上。”九玲说。
2008年的金融风暴让梅红伟不得已完毕了出入口商业公司。“换做其他买卖并没有把握，与其寻觅新出路倒不如退回去，家人们也都赞同了我的想法。”梅红伟的“退回去”是要退回到2002年在确山县租下的这300亩山地。山地是一个仁慈的不测。1997年，九玲的一个老乡大春在深圳一家雨伞厂打工，由于长时交往有毒物质招致皮肤影响、浑身糜烂。“事先《劳作保护法》还不够健全，我去讨了多次说法，工场只赔了800块钱。然后我带着大春在广州、东莞、樟木头各地寻医看病，厥后一位武汉的医生说他最多只能再活5年。”梅红伟对本刊记者说。回抵故乡的大春给梅红伟寄去3封信，诉说本人“连死都没上心气”的痛楚。于是梅红伟和九玲立刻打包行李回到了确山故乡，梅红伟说：“我让大春再等等我，我们要找一个山净水秀的场合，种天然蔬菜，陪他在最初的光阴里换一种新的生存办法生存。”取得薄山湖水库边这300亩山地50年的承包权花了8000块，而终年做义工的梅红伟匹俦基本没有存款。“我骗父亲、哥哥说要做买卖借到的钱，然后立刻去了广东，决定打拼一年归来回头盖屋子。”2003年，梅红伟带着做手机贩卖挣到的3万块钱回到确山，盖起了最初的4间瓦房。但是家庭忽然的变故使得大春无法到山上安家。“我们不成能在山上等着大春偶尔来住一下，于是就又出去做义工了。”梅红伟说。
2009年4月尾，带着开商业公司挣下的几十万元，梅红伟和他的家人们回到山里，将以前破烂不堪的4间瓦房举行了扩建，又新建了两排屋子。遭到天然农业理念的影响，梅红伟把农场定位在“做天然堆肥、消费天然蔬菜、协助弱势群体”上，把农场策划成社会性企业用以支持公益遗址是梅红伟以为最抱负的提高后果。农场建立之初就颇操心思，房间前的院子里梅红伟安排了一个环保厕所。“我们将轻重便分开搜集，集满的粪桶标明天期，颠末3个星期以上的发酵就可以用做菜园的天然肥料。”小水库中的水被引入房间的抽水马桶，而冲出的秽物又被完全导入沼气池。门前另有一个雨水导流池，“下雨天，房顶、地表的积水一滴都不会糜费地流进入，除了可以用来浇菜园，这里照旧两只鸭子的乐园”。
梅红伟刚归来回头就被叫到了乡里。“乡当局看我带了几十万元归来回头，就煽动我搞养猪场项目，说可以取得国度养猪补助，向导干部考评也可以因此加分。他们晓得了我的想法后很扫兴，也不太了解，如今对农场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从乡村公路到农场是一条长达1公里的土路，一下雨就泥泞不堪，必需穿雨鞋才干相差。“盖屋子时水泥和砖车子运不上去，我们都是一点点人力运上去的，但那也是我们最紧张的影象。”周伟对本刊记者说。
方舟
梅红伟算过一笔账，假如农场开头劳绩，依照正常的赢利和比力低的生存付出应该最多可以扶养100个没有事情才能的人生存。不寻求当局和社会构造的接济，靠打造社会型企业来支持公益活动是他的抱负。固然农场现在还没有收入，但公益遗址却从没有中止过。农场的人每次下山都市注意公路上有没有流浪者，发觉后假如他们乐意就把他们带到山上，协助接洽抵家人后再送走。“这两年以前有20多个流浪者在山上留宿过。迩来的是一位本籍湖南的老大爷，从哈尔滨一块走到这里，在这里住了一个月后，我们给他买了到长沙的车票，送他回了家。”梅红伟对本刊记者说。
农场中会收容照顾这么多神经病人也出乎梅红伟的意料，不知是怎样传播出农场对神经病人全愈很有协助的说法。梅红伟有本人的偏执，关于要求送到农场来的神经病人，他不克不及妥协的要求就是必需停药。在梅红伟和九玲看来，仅有中止用药物克制，病人才干在康健天然的生存情况中让天性凸现出来。熊敖19岁打台球时被人用刀砍伤了后脑，伤愈后却留下了狂躁暴力的病根。“断药的第一个星期都是最痛楚的，他抽小伟的耳光，睡觉时浑身乱抖，小伟都要用力抱着他。”九玲对本刊记者说，“如今他可以自理，本人洗衣服、帮助做饭，任何渺小之处的提高带来的满意感让人以为奉献都是值得的。”梅红伟和九玲以为，对神经病患者更多是必要给予家人的伴随。“一个女孩只是由于暗恋一个男孩不敢说出口就烦闷了，假如她的家人能早点开解她，约莫就不会云云。”神经病人在农场并没有取得特别报答，他们也要依照团队生存的端正，“熊敖打人时，小伟也会和他对打，脆弱的承受只会滋生暴力的横行”。
14岁的吉汤患有严峻的肾病，不克不及举行剧烈活动，而四年级必要到山下4.5公里远的胡岗村去上。梅红伟的父亲在家里给吉汤和伴随他的子悦办起了“私塾”，固然其他3个后代都以前在深圳定居，梅父照旧选择和小儿子在一同支持他“做善事”。天天只上半天课，中午除了游戏就是劳作，除了让孩子们背诵《三字经》、《弟子规》，梅红伟偶尔还会讲《圣经》里说的“施比受更有福”。他崇拜特蕾莎修女，他说：“很多事变我们只需静静去做，做该做的局部，不要只是埋怨当局和他人。”
农场里的“一家”人。左三是梅红伟的妻子九玲
农场中的每一局部都要事情，但是“做一小时和做八小时所取得的是一样的”。梅红伟并没有以为这有什么不公平，或是约莫招致“团队公社”崩溃。“我们创建农场的初志是明白的，不是为了挣钱，就是为了可以让那些以为本人活不下去的人可以找个场合容易活下去，假如有人改动了想法，信赖他也只会以为本人不融于此，随时可以选择分开。”在农场中，梅红伟无疑扮演着精力首脑的紧张人物，但是民主决定照旧依照一人一票的办法举行。“我的意见也常常被反对，好比这次明圣撞坏的拖沓机修葺必要2000块，我以为与其云云，还不如直接买台新的，但是周伟她们以为必要浪费开支，照旧把我的想法反对了。”
如今农场的每一笔付出都是公用的，每一个物品也是公用的，九玲很想要一个属于本人的衣柜。梅红伟允许她等他们的第三个孩子降世后，用亲戚们给的红包买给她，“如今这个阶段仅有那笔钱是属于一局部支配的”。端正限定着农场的每一一局部。依照梅红伟的构思，农场可以分为天然养殖区、莳植区等各个功效部分，由不同的小家去办理。收入的51%归农场的公用基金，25%用于小家的付出，24%则由小家给家人们举行自主分派，如此各位就能有了零用钱。在梅红伟看来，51%的“相对控股”也富裕体现着“尊公为大”的精力。他还方案经过协议的情势，将农场的一切权和产业股份化，转赠给最早的家庭成员，“如此农场才干成为各位共有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