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好人加在一起，却互相被伤害。”这样的事情，多发生在男女感情里，文豪鲁迅和他的封建小脚妻子朱安便是如此。
朱安曾经做过很多努力，她太想让丈夫改变对自己的冷漠态度了。
1923年8月2日，与弟弟周作人因家庭矛盾决裂后的鲁迅，搬出了北京八道湾，搬进了砖塔胡同61号。在当天的日记里，他这样记叙当日的搬家：
“二日，雨，午后霁。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
砖塔胡同六十一号
从鲁迅7月24日收到弟弟写的绝交信，到搬出八道湾，仅仅只有8天时间，鲁迅当时的想法是：八道湾他不想住了，只想远离，所以先找个地方过渡一下，再从长计议。
很明显，砖塔胡同的房子正是鲁迅“从长计议”下的选择。
砖塔胡同的房子比八道湾小太多，相比之下，这里的房子又矮又小，且只有两间房。如果鲁迅母亲鲁老太太（原名：鲁瑞）要前来住，那她只得和朱安挤在一起睡。
住在砖塔胡同的日子，是鲁迅和朱安此生唯一可称得上“二人世界”的时光。
此时的朱安年已经44岁了，而鲁迅也已经42岁了。按理，这样的年纪，是不大会对爱情有多大期许的，可因为和鲁迅过起了“二人世界”的缘故，朱安竟开始有了很多想法。
关于朱安的那些想法，鲁迅曾和同乡、好友孙伏园说起过，他当时是这样对好友说的：
“你说奇怪不奇怪?今天早上醒来，一睁眼，一个女人（朱安）站在我的门口， 问我：‘大少爷七月拜那一天在什么时候拜’?”
“七月拜”是鲁迅故乡绍兴的一个节日，很多人在这天，即七月十四那天进行祭拜仪式。从鲁迅的话里不难听出，他说这话时，心里满是郁闷。是啊，一个不断写文章批判封建礼教那一套的人，却有人约他搞封建祭拜仪式，而且这个人还是他的妻子。这种种，怎不让他郁闷。
当时的鲁迅并不知道，朱安之所以有如此让他觉得奇怪的行为，是因为：她真的想多了。
鲁迅与朱安
朱安没有读过书，也很少接触外面的世界，所以，她的很多行为都是“自我揣测”后的结果。鲁迅离开八道湾时，明明可以将朱安和母亲留在八道湾，可他却独独把朱安带出来了。
这样的结果，自然会让朱安恍觉：大先生这是想和我好啊！
朱安不知道，鲁迅同意让她与自己一同搬出，完全是因为：“她是他的责任。”这点，鲁迅自己曾有过相关叙述，他说：“凡是我负责的，都跟我走！”从这话便可听出，鲁迅在征得朱安同意后带她搬出，完全是基于责任，而非朱安心里所想的“想和她好”。
朱安并不知道，他和她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但他们之间却隔着星辰大海：他们完全不在一个世界。
鲁迅受过高等教育，且留学过日本，他深受新思想的洗礼，他对封建的老一套口诛笔伐，自然，他对封建包办婚姻也深恶痛绝。
鲁迅
鲁迅和朱安的结合，是封建包办婚姻的结果。被订婚时，在日本留学的鲁迅曾和母亲写信：“要结婚可以，两个条件：第一，女方放足；第二，女方进学堂读书。”朱安当时给的回复简洁明了：“一，脚定型了，放不了了。二，进学堂更不可能。”
鲁迅收到回信自然心里不悦，但后来，他和她还是成婚了：母亲装病催他速回，他回来后，自己才知道是被骗回来结婚的。鲁迅和朱安结婚后不久，便迅速逃回了日本。
为何说鲁迅是“逃”回日本的？因为，他婚后面对的朱安，几乎是他的噩梦。
首先，朱安是小脚且大字不识；其次，朱安身材矮小。周作人曾在《知堂回想录》中对朱安有过这样的描写：“新人（朱安）极为矮小，颇有发育不全的样子。”此外，朱安的长相也并不出众。关于朱安相貌，《朱安传》的作者乔丽华曾在佐证后给出了这样的描述：
“她脸型狭长，脸色微黄，前额、颧骨均略突出，看上去似带几分病容。眼睛大小适中，但不大有神，而且有些下陷，梳发髻……”
朱安
但这些，都不是鲁迅视朱安为噩梦的最根本原因，他们之间不合的根本应在于前文提到的：两人根本不在一个世界。
然而，朱安意识不到他们不在一个世界，她能问丈夫“七月拜”的事，就足以说明她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也因为意识不到，从结婚之初，到搬到砖塔胡同，她始终心存幻想：她希望他能回心转意，和自己做恩爱夫妻。
为了这些，朱安搬到砖塔胡同后，曾做了很多努力。
刚刚搬来时，鲁迅就生病了，人在情绪出问题时身体往往也会生病，鲁迅这场病显然和他之前的兄弟失和分不开。
鲁迅病后，朱安十分着急，她一面忙着抓药一面忙着照顾丈夫的生活。当时鲁迅邻居俞芳曾这样回忆她对“大先生”的照顾：
“大师母（朱安）每次烧粥前，先把米弄碎，烧成容易消化的粥糊，并托大姐到稻香村等有名的食品商店去买糟鸡、熟火腿、肉松等大先生平时喜欢吃的菜，给大先生下粥，使之开胃。她自己却不吃这些好菜。”
住在砖塔胡同期间，鲁迅白天写作一直在朱安房里，这也让她很是高兴，觉得自己和大先生格外亲近了。实际上，鲁迅选择在朱安房里伏案，全因为这里安静、光线好。
为了让大先生安静写文，朱安总在同院的俞家姐妹来玩儿时，恳请他们不要吵到大先生。此时的朱安，很有女主人的样子。
除了叮嘱他人不打扰大先生外，朱安在家里也总是尽可能避免弄出声音，即便在厨房里张罗饭菜，她也总是尽可能轻手轻脚。
即便朱安已经尽可能地将丈夫生活照顾好了，可她的丈夫却也丝毫没有要和她“好起来”的趋势。即便如此，朱安也依旧没有放弃努力，她总觉得：只要自己全心照顾他，悉心服侍娘娘（婆婆），他一定会突然在某天察觉到她的好，并和她“好起来”。
朱安（右一）与娘家人
在砖塔胡同的那些日子，朱安是家里唯一的女主人，她也一直努力扮演好女主人的角色。可有时候，她越努力，事情反而越糟糕。
1923年8月8日那天，鲁迅学生常维钧来砖塔胡同看他。朱安见有客人来，便端茶倒水十分卖力。两人谈话期间，朱安除泡了几次热茶外，还端来了两碗热气腾腾的藕粉。朱安的举动让鲁迅和学生都惊诧不已，因为当时是大热天，客人面对如此热乎乎的“招待”当真是尴尬不已。
后来，鲁迅只好对学生摇头苦笑说：“既然拿来了，就吃吧，无非是再出一身热汗而已。”
搬到砖塔胡同时，鲁迅已经是公众人物，所以，他的住所自然不断有访客。自然，朱安制造的这类不那么得体的招待也不少。但朱安在照顾鲁迅这方面却是极其用心，按理，身为鲁迅故乡人的朱安，也应该较普通人更懂得照顾鲁迅。
根据频繁造访鲁迅家的许羡苏的回忆，朱安的绍兴菜做得很好，“酱过心的蚌蟹蛋”、“泡得适时的麻哈”等，都是她的拿手菜，许羡苏自己是地道绍兴人，她的评价，自然是中肯的。可鲁迅却经常对朱安做的绍兴菜有不满，他觉得这些菜干菜太多且品种单调。这样的结果，显然出乎所有人意料。
反观鲁迅母亲，她对大儿媳做的饭菜却赞不绝口，而且，与鲁迅、朱安分开住的那九个月（鲁迅朱安居砖塔胡同时），鲁老太太在吃食等各方面都很不习惯，以至于他竟经常跑到他们这边来吃饭。
由此看，朱安的厨艺确实不差，鲁迅之所以不满，应该和他的情感有关系。换句话说，鲁迅不满朱安做的饭菜，极有可能是因为他不满朱安这个人。人说：“相爱的时候，你做什么都是对的，不爱的时候，就连呼吸也是错的。”鲁迅对朱安，大抵也是如此。
因为鲁迅很少和朱安说话，所以，朱安要判断鲁迅对自己所做饭菜的喜恶，通常只能依据那道菜还剩多少来判断。假使这道菜吃剩得不多或吃光了，她揣摩鲁迅一定很喜爱，下一次做菜时，就多做一些。
朱安并未想过丈夫不喜欢和她说话的原因，每次饭桌上吃饭时，两人总是各吃各的，全程没有任何交流。只在鲁迅母亲来了时，饭桌上才有说有笑。每每这时候，朱安心里就舒服极了，连饭也格外吃得多些。她也总在这种欢快的饭间恍惚：自己的婚姻生活，还是不错的。
与鲁迅独处的日子，他话虽然少，但朱安心里也踏实，毕竟，她日日能看见他。可他们的对白却总是那么几句，无非是早上朱安喊鲁迅起床，他答应一声“哼”；她喊他吃饭，他又答应一声“哼”；晚上她睡觉早，睡前问一句“门关不关”，他答“关”或者“不关”。
鲁迅
期间，夫妻俩较长的对话，极其少有。朱安曾想去打破这种可怕的僵硬，可每次看到鲁迅那张冷峻的脸，她的话便不能出口了。
朱安通过观察后发现：丈夫似乎想忽略自己，实际上，鲁迅也是刻意对她视而不见，毕竟，这样一来，他的痛苦总归要少些。
可住在砖塔胡同后，鲁迅发现：自己要完全对她视而不见，很难。
住在八道湾时，鲁迅家人口众多，所以朱安这个小脚太太自然没那么引人注目，可一旦住进砖塔胡同，院子里仅有朱安一个女人时，她就分外打眼了。自然，鲁迅与旧式太太的各种关系，也迅速被放大了。
与此同时，鲁迅自己也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和朱安的关系，他的注意力不可避免地经常落到旧式太太身上。
住进砖塔胡同几个月后的当年12月，鲁迅发表了关于《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演讲中，他坦言：娜拉出走后，只有两种结局‘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还有一条，饿死了’。
同是在这期间，鲁迅开始在北京女师大上课，他开始以上课的方式接触真正的新女性，而这些新女性，无一例外全是朝气蓬勃的年纪。因为鲁迅的课很受欢迎，他的女学生也开始频繁登门拜访。这样一来，新女性和旧女性便有了激烈碰撞，而这碰撞，就发生在鲁迅的眼皮子底下。
根据鲁迅日记的记载，最早出现鲁迅家的女性有许羡苏、俞芬姐妹、王顺亲等。
1925年元旦，鲁迅在日记里记载了他和学生们一起吃饭、看电影的相关，他写道：
“一日，晴。午伏园邀午餐于华英饭店，有俞小姐姊妹、许小姐及钦文，共七人。下午往中有天看电影，至晚归。”
这些新女性和朱安形成了鲜明对比，她们大多是20出头的知识女性，她们剪短发、穿黑布裙、态度落落大方，浑身都散发这清新的气息。相比之下，当时已经40多岁且从里到外都暮气沉沉的朱安，无疑显得过分落伍了。
许羡苏
朱安自己也在看到这些女学生后，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自卑感。自卑，总能让人在各方面不自信，不自信的结果，通常是乱想。这期间的朱安心里，颇不宁静。
在这些女学生中，许羡苏是拜访鲁迅家最频繁的一位，鲁迅从砖塔胡同搬到西三条后，她也依旧经常造访，自然，她也最容易引发朱安的情绪。在中村龙夫的一篇文章里，曾有一段描述，大约可以侧面体现朱安对她的情绪，他写道：
“在女学生中最为频繁来访的是许羡苏。羡苏是俞芬的同学。到西三条来的时候，从买点东西开始，把朱安泡好的茶送到鲁迅房间里，有时也帮做细小的家务。有时候晚上很迟了还在鲁迅房间里。鲁迅就派常来拉车的车夫送她到校舍里去。”
朱安对这些不介意吗？答案是否定的。有一次，朱安给在房中交谈的鲁迅和许羡苏端茶，一看到她进来，两人竟急忙把话题停下来，许羡苏还斜眼看向窗外。那一刻，朱安分明察觉到了异样，她的心情必定也很复杂。
后世人可以想象，当朱安看到那些穿着竹布短衫、玄色短裙的女学生来找丈夫，当她看到丈夫和她们攀谈，看到他读她们的来信时，她心里必定满是沮丧。
朱安并不似鲁迅看到的那般麻木，她经常要竭力掩饰，才不至于让自己露出犹疑、妒忌的神色来。
朱安曾经寻求过改变，她和邻居的女孩学做体操，她甚至想过把头发剪短，她太想靠近她的大先生了。在朱安想着如何靠近他时，他却在策划如何更好地避开她。
而更大的坏消息则是：鲁迅竟在此时开始和小自己17岁的女学生许广平频繁通信，在最新的一封信里，他开始称呼许广平为“小鬼”、“亲爱的小白象”。
此时的鲁迅和许广平已经做了两年多的师生，两人的感情也开始慢慢升温，若他们之间没有朱安隔着，此时两人恐怕早已结合了。
许广平
没有可考的证据证明鲁迅是否已经想好了要离开朱安，但鲁迅确确实实地准备离开他和朱安这种“令人窒息”的“二人世界”了。
搬进砖塔胡同后，鲁迅便开始寻觅新的房子，此时鲁迅手中的余钱不多，所以，他要购置满意的住所，非得花一番功夫不可。
1925年5月，鲁迅终于觅得了一个好住所，这个住所正是现在的鲁迅故居：西三条胡同21号。
5月25日早晨，鲁迅就带着朱安、母亲迁居到了西三条胡同。也是从此时开始：鲁迅和朱安的“二人世界”终于宣告结束。
搬家时，契约手续、找工匠、买材料、买家什等等一切大小活，自然都是鲁迅一人张罗。
西三条原为一所老旧的独门小院，有陈年老屋六间，经过鲁迅的一番改修后，建成北屋三间，南屋三间，东西厢房各两间，这样一来，它就是一座整齐小巧的四合院了。
在西三条胡同时，鲁迅将最好的两间房留给了母亲和朱安，自己则睡在靠后的小房间里，他的床还是木板搭成，他平日戏称这房间为“老虎尾巴”。这个被叫做“老虎尾巴”的房间，既是鲁迅的书房，也是他的卧室。
鲁迅最初买这个房子的目的，是为了安顿自己的母亲和朱安，买这房子时，鲁迅甚至想过母亲百年之后在这里祭奠举丧的画面。
西三条胡同
搬进西三条胡同后，前来鲁迅家拜访的人依旧络绎不绝，这些人中，自然有很多是女学生。而此时的鲁迅与许广平也在频繁的两地书中，感情变得越来越暧昧了。
这一切，朱安并不知情，她甚至还在为两人“好起来”做努力。
冬天时，鲁老太太因见鲁迅身上的西服裤是单的，便嗔怪大儿媳朱安道：“ 无怪乎他不喜欢你，到冬天了，也不给他缝条新棉裤。”
朱安听了后，便紧锣密鼓地给丈夫做了一条新棉裤，做好以后，她将棉裤折平整偷偷放在他的床上。
让鲁老太太和朱安都没想到的是：鲁迅看到棉裤后，竟直接将棉裤扔出来了！
这样的结局，显然让鲁瑞和朱安都寒心不已，鲁老太太只得差孙伏园去问问缘由。孙伏园回来后将鲁迅的答复说出来了：“一个独身的生活， 决不能常往安逸方面着想……”
鲁迅显然没有说实话，真实情况是：他并非不需要棉裤，而是不需要朱安做的棉裤。而此时，鲁迅与许广平的感情也已经进一步升温。
正是在“棉裤事件”后，心灰意冷的朱安才察觉到：自己无法让丈夫和自己“好起来”了，她不由得生出了一种“我对你再好，也是无用”的悲凉来。
另一件让朱安寒心的事情，发生在她生病后。
1925年夏天，朱安突然生了一场大病并住进了日本人山本所开的医院。鲁迅的学生荆有麟夫妇前往探望，可他们刚进门口，鲁迅就跟抓到救星一般对他们说：“走罢，到我家吃中饭去”。
鲁迅拉着他们走出病房时，朱安还在追问自己的诊断结果，鲁迅听了只简单道：“没有什么，多养几天就好了。”说完，就匆匆走出了病房。
按理，当时医院检查结果刚出来，鲁迅应该和朱安多说几句，可他却是逃难似地抓住机会便离开了。荆有麟后来说：“他只是对朱安尽了义务，却不愿在病房多逗留一刻陪伴她， 也不愿多说一句安慰温存的话。”
朱安终究也是个女人，是女人必定就难免敏感，朱安终于明白：鲁迅已不可能和自己“好起来”。
朱安的“明白”，可能在更早以前。
孙伏园曾在回忆中，讲述过这样一件事情：一次鲁老太太寿宴时，开席之前，朱安竟穿戴整齐地走出来向亲友下了一跪，说道：
“我来周家（鲁迅原名周树人）已许多年，大先生不很理我，但我也不会离开周家，我活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后半生我就是侍奉我的婆母( 指鲁迅母亲)”。
后来，张铁铮曾就孙伏园所叙述的事件向周作人求证，周作人的回答是：
“这是实有的事，朱夫人（朱安）在家中是得到大家的同情的。”
前排左三为周作人；前排左六为鲁迅
朱安寿宴跪亲友的具体时间已经无可考证，但世人皆可以肯定：朱安此举，是为取得大家同情，同时奋力一搏。朱安说的那番“什么都不指望，只侍奉我的婆母”的话，和今时很多为得到丈夫爱，而说出“我干脆死了算了”大同小异，其目的，都是为了做最后的一搏。若非万不得已，谁会这样说？
反过来看，朱安这话也多少是将了鲁迅的军了，若她已经退到如此地步，鲁迅却还要剥夺她仅有的名分，让她“生是周家人，死是周家鬼”也“不得”，那鲁迅就真的说不过去。
鲁老太太寿宴当日，定然来了不少鲁迅的亲人朋友，朱安选择在这样的节骨眼上说那番话，多少是她受到刺激后的“孤注一掷”。朱安知道，自己那样做了之后，鲁迅这般固执的人，定是会从此对她更加冷漠了。
可若她不如此，那她将随时都有“连那仅有的名分”都守不住的可能。这个风险，朱安担不起，因为，她是一个完全靠依附丈夫而生存的旧式女子。
恐怕，在当日朱安说出那番话时，鲁迅便也做好了自己的打算：死守她的名分，却不给夫妻之实。这个打算，正是许广平在给鲁迅的信里所说的：
“旧社会留给你苦痛的遗产（朱安），你一面反对这遗产， 一面又不敢舍弃这遗产，恐怕一旦摆脱，在旧社会里就难以存身，于是只好甘心做一世农奴，死守这遗产。”
从许广平信里的内容可以看出：她可以理解并接受永不要名分，而只要实际的夫妻关系。这样一来，鲁迅便有了一条路，这条路，既能应付朱安，又可以成全自己和许广平。
1926年8月26日，在西三条胡同住了一年多后的鲁迅：决定离开北京，在他面前展开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他走时，许广平和他同行。或许也正因此，他没有让母亲和朱安前往车站送他。
鲁老太太和朱安只能站在西三条的门口，目送他远去。那天，朱安一直呆呆站在门口，直到他的身影完全消失在胡同尽头后，她才慢慢挪动脚步回了院子。鲁迅并没有回头，也许，他害怕看到母亲身旁那个矮小的身影，和她那落寞的神情。
鲁迅离开北京后不久便与许广平同居了，鲁迅毕竟是公众人物，两人同居的事，很快传到了北京，鲁迅的弟媳羽太信子“不经意”又将这个消息“透露”给了朱安。
鲁迅与许广平
朱安得知这个消息后，心里自然极难受，那几日：她做的饭菜也格外难吃，甚至切菜也不及以前平整了。鲁老太太察觉到了异样，但知道事情原委的她并未说什么。
1929年初，朱安再次得到一个重磅消息：许广平怀孕了。而她得到这个消息的渠道，依旧是通过弟媳妇羽太信子。
得知消息后，朱安起先很气愤，她听到消息后跑去对婆婆说：自己昨日做了个梦，梦里带了个孩子回家，因此很气愤。
鲁老太太早已知道儿子的同居对象已怀孕，但她并没有和朱安一样气愤，相反，她很高兴，几乎喜出望外。鲁老太太一直担心已经近50岁的大儿子没有子嗣，如今既然有了，她自然是高兴不已了。
鲁老太太是个聪明人，她自然知道这是个向儿媳摊牌的机会，于是，她便将许广平怀孕的消息告诉了朱安。此时的朱安便已完全确定羽太信子所言不虚，因见婆婆很高兴，她也不好说什么。
鲁瑞与朱安
事情到了这种时候，她自然已无计可施。
无计可施不代表可以全无情绪，被彻底抛弃的朱安心里很难受。可朱安并没有可以倾诉的人，她视为亲人的娘娘毕竟永远站在儿子那边，她此时正满心欢喜等着抱孙子。
最难熬的时候，朱安曾在邻居问她“那你以后怎么办”时，激动地道：
“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俞芳听到这话时非常意外，她想不到一向沉默寡言的大师母会说出这番话来，后来，在回忆这段过往时，她充满同情地说：
“我听了这话，感觉眼前好像真有一只蜗牛落地跌伤了，再也爬不起来了。她记得大师母曾偷偷跟她们学体操，曾经也在老太太的劝说下剪去了发髻，不错，她一直都在努力，努力向上爬，希望有一天能接近大先生，可是，最终还是落空了……”
朱安与俞家姐妹合影
1929年9月27日，鲁迅和许广平的儿子周海婴出生了。得知消息后，鲁老太太高兴极了，朱安在听到消息后，竟也显得很高兴。
朱安之所以高兴，是因为她已经在经历痛苦后想通了，她是这样思量的：绍兴习俗里，没有孩子，属妇人的一个“过错”。大先生既然有了孩子，自己便也“无过”了，按照旧习俗，大先生的孩子，就是她的孩子，所以，她也有了孩子了……
中为周海婴
不得不说，若非一直固守着旧思想，朱安定然无法过这一关。旧思想下的朱安甚至还高兴地想：以后，自己死了不会做孤魂野鬼了，因为有了海婴，他会给她烧纸、送羹饭、送寒衣……
后来，朱安甚至提出：要为他们照顾周海婴。她的要求当然被拒绝了，因为：她和他们完全不在一个世界。
周海婴出生后，朱安经常惦记着他，但颇为遗憾的是，朱安死后，他没有给她“烧纸、送羹饭、送寒衣”，因为，她死后被葬的西直门外保福寺后来遭到破坏，她的尸首终不知所踪。
可叹，不想成为孤魂野鬼的朱安，终究成了孤魂野鬼了……
西直门外保福寺（朱安下葬地）
朱安没有葬在周家祖坟，也没有葬在婆婆墓旁，更没有和鲁迅合葬。这意味着：一心想“生做周家人，死做周家鬼”的朱安，终究在死后离了周家了。
这结果，究竟是幸还是不幸？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只有朱安自己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