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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情人终成兄妹”是活跃于很多影视剧甚至文学作品的桥段。无论是最为我们熟知的武侠剧《天龙八部》,还是曹禺著名的剧作《雷雨》,甚至外国电影《星际大战》中都上演过类似的戏码。
或许你一直认为这样的剧情很狗血,但其实这并不是当代社会的一个梗那么简单,现实往往更加令人难以置信。
20世纪末有一位叫做芭芭拉·冈尼娅的妇女,当她与她那婴儿时期被抛弃、后来长大成人的26岁的儿子重聚时,竟被自己头脑中的淫欲吓了一跳。
后来她提出了“遗传性性吸引(Genetic Sexual Attraction)”这个概念,用以描述亲友之间如兄弟姐妹,表兄妹或父母和成年后再次相见的子女之间的相互性吸引。
英国报纸曾刊登过一则母亲和孩子恋爱的新闻
但大多数人却不会有类似的经历,因为我们身上所发生的“烙印现象”克服了遗传性性吸引。所谓烙印现象,是一种普遍存在于动物与人类的认知行为模式。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现象,我们要从动物行为学的祖师爷康拉德·劳伦兹(Konrad Lorenz)以及他的“大雁鹅认亲”实验说起,他因此共享了1973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或许你听说过小鸭子会将它破蛋而出时看见的第一个生物当作自己的妈妈,《猫和老鼠》中的汤姆猫因此得到了自己的“鸭孩子”。虽然汤姆屡次尝试吃掉它,它仍然称汤姆为“全世界最好的妈咪”。
而劳伦兹很早就观察到了这一现象。他发现禽类幼雏不仅能够在孵化后迅速地与母亲建立亲密关系,而且能够区分自己的母亲和其他的成年个体。但是若孵化后母亲不在身边,它们也会对其他物体产生依赖。
禽类奇怪的认亲行为激起了劳伦兹的兴趣,难道它们是根据睁开眼后看到的移动生物来判断父母的吗?于是他拿来一大窝鹅蛋,快要孵化的时候,他将一半的鹅蛋放在鹅妈妈的窝中,把剩下的放在孵化器里孵化,确保自己是刚孵出的小鹅遇到的第一个移动物体。
结果正如劳伦兹所猜测的,自然孵化的小鹅会很正常地跟着它们的妈妈,而孵化箱孵化的小鹅则总是跟着他。当劳伦兹试图把自己的小鹅与鹅妈妈放在一起时,小鹅并不接受真正的鹅妈妈。
劳伦兹和他的小鹅
接着劳伦兹做了进一步验证。他把所有的小鹅放在一个翻过来的盒子下面,让它们混合在一起。当盒子被移走后,这些小鹅并没有受到影响,它们分别去找各自的“妈妈”——一半去找母鹅,一半去找劳伦兹。
由此可见,幼雏对“妈妈”的认识确实是受着某种影响,它们似乎在最初见到的移动物体上标了印记,此后便会一直跟着这个物体。
其实这就是一种“烙印现象(imprinting)”,我们也可以称之为“认母印刻(filial imprinting)”,它是指刚获得生命不久的小动物会追逐它们最初看到的能活动的生物,并对其产生依恋之情。
烙印现象是生物的一种生存本能,无疑是有利于生物生存的。它保证了新生群体的安全,幼崽觉得它会被母亲保护,同时它们也会学习母亲的学习生存技能和行为特征。
意大利滑翔机飞行员安吉洛·达里戈曾经在他的滑翔翼下孵化出了雏鸟,这些雏鸟不仅在地面上跟着他,而且当他沿着各种迁徙路线飞行时,它们也在空中跟着,由此学会迁徙。
2002年,安吉洛·达里戈指导西伯利亚鹤从西伯利亚向里海迁移5300公里
劳伦兹是第一个进行烙印现象相关实验的人,但是烙印现象的发现却早很多。业余生物学家道格拉斯·斯伯丁(Douglas Alexander Spalding)在19世纪末就发现了这一现象,有趣的是,洛伦茨的导师奥斯卡·海因罗斯(Oskar Heinroth)也曾研究过这个课题。
虽然烙印现象在鸟类身上尤为明显,但是在哺乳动物中也存在这样的认亲行为,而且感官在动物的烙印现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大多数禽类通过视觉识别移动物体,但是小狗和小猫在出生后一周多的时间里都不睁开眼睛,它们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完成这种“烙印”行为。同时对于哺乳动物来说,它们能够利用自己的嗅觉、视觉和听觉来判断并识别它们的妈妈。
同时劳伦兹指出烙印现象的发生有一个明确的关键期,这段时期动物对外界刺激尤为敏感。1958年汉斯(Hess)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关键期”的存在。他指出,虽然烙印过程最早可在孵化后1小时发生,但最强烈的反应发生在孵化后的12 – 17小时,而在32小时后根本不可能发生。
有趣的是,通过烙印现象,生物能够学会识别自己物种的成员,从而影响他们成年后的择偶偏好。这种现象被称为“性印记(sexual imprinting)”,这是年轻动物学习理想伴侣特征的过程。
我们知道大多数鸟类并不是一夫一妻制,包括一直象征着爱情的鸳鸯,但是有的鸟类却很忠诚。其中一些鸟类在处于择偶的关键时期时,它的第一个配偶就会被印上烙印。在那之后,其他鸟都会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配偶。即使原配发生意外死亡,这只鸟也不会寻找或接受新配偶。
听起来这是一个相当感人的故事,但是有些鸟类却对饲养员起了“色心”,比较典型的就是人工饲养的猎鹰。不过你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些饲养员竟然同意了这些猎鹰的请求。当然过程绝非你想的那样。
上世纪末杀虫剂DDT的广泛使用导致猎鹰在美国几乎消失,于是野生动物保护主义者试图通过圈养繁殖来拯救这一物种。但是他们很快就遇到了问题,当人工孵化的雏鸟达到性成熟时,它们对与同类的交配却表现出很小的兴趣。
我们之前提到过,鸟类可以与人类建立这样一种特殊的联系,这些被捕获的猎鹰就是如此。它们将无毛的两脚兽视为自己的母亲,并最终将其视为极具吸引力的配偶。
于是乎,在20世纪70年代初,猎鹰人莱斯·博伊德(Les Boyd)发明了一款“爱情头盔(love helmets)”,作为一种收集精子的装置,由此实现了猎鹰与饲养员的“跨物种交配”,并在1975年孵出了他的第一只雏鸟。
正在“交配”的猎鹰和饲养员
操作过程也很简单,饲养员戴着有特殊口袋的帽子收集雄鸟精液。然后饲养员会寻找一个合适的雌鸟,在“交配”时,饲养员将一只手放在雌鸟的背上,代表一只雄鸟的重量,另一只手用移液管,或不用针头的皮下注射器,将精液射入雌鸟的泄殖腔。
当然通过这种方式,自然保护者们成功地将这些猎鹰从濒危边缘拯救了回来。截止到2016年,迄今为止,仅在美国就成功放生了6000多只猎鹰。除此之外,从巨大的加利福尼亚秃鹫到小得多的普劳马多猎鹰都受益于此。
当然“性印记”在哺乳动物身上也有体现。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伦敦动物园的雌性大熊猫姬姬。当她被带到莫斯科动物园与雄性大熊猫安安交配时,她拒绝了安安与她交配的企图,而是向动物园管理员做了一次完整的性展示。
1967年9月,伦敦动物园的姬姬
其实除了跨物种,一些无生命物体也会被动物视为“同类”,进而出现性吸引。劳伦兹曾经用玩具火车载着大箱子,让箱子沿着孵化器周围的轨道运行,结果成功地吸引了这些幼雏。而现在的一些流行理论认为,在无生命物体上留下性印记可能有关恋物癖发展。
由此看来,烙印效应似乎在创造着亲密关系。如果你还记得开头我们提到的“有情人终成兄妹”的梗,你一定会困惑,因为那个时候明明说的是“我们身上的烙印现象克服了遗传性性吸引”。
其实并没有出错,因为作用于我们身上的是一种“反向性印记”,也叫做韦斯特马克效应(Westermarck effect)。这个现象首先是由芬兰人类学家爱德华·韦斯特马克(Edvard Westermarck)在他的著作《人类婚姻史》中提出的。
韦斯特马克效应在许多地区和文化背景中都能观察到,典型的有以色列吉布茨集体社区文化和中国的童养媳习俗,以及其他有血缘关系的家庭。
在我国的童养媳习俗中,年龄较小的女孩会被带到未婚夫家里和他一起抚养长大。韦斯特马克研究后发现,童养媳长大后通常很抗拒此类婚姻,就算勉强结婚,他们的婚姻也很少会美满,而且女方的生育率有一定下降。
而在以色列吉布茨集体社区中,孩童们会依照年龄分开,在不同的群体中生活。在有关吉布茨成员的婚姻研究中发现,这些孩子长大后,同一群体成员间结婚的比例仅占3000个案例中的14例。而在这14对夫妻中,没有一对是在出生后的前六年一起被抚养长大的。
吉布茨集体社区的孩子
这一结果不仅证明了韦斯特马克效应的有效性,也表明亲兄妹6岁前的接触是可以降低性吸引的。而与此相反的遗传性性吸引现象似乎为韦斯特马克效应提供了反向论证。
可以说,韦斯特马克效应在某种程度上很好地抑制了人类的近亲繁殖,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不必要的伦理道德问题。所以我们基本不需要担心会对自己朝夕相处的兄弟姐妹产生非分之想。
此外,烙印现象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动物的行为,也可以让我们更合理地对待动物。有研究表明,在生命的前六周没有人类接触的小狗和小猫永远不会成为我们很好的宠物。而前六个月独自饲养的猴子错过了发展社交技能的关键时期。后来,当它们和其他猴子一起被关在笼子里时,它们要么在其他猴子面前因恐惧而畏缩,要么表现得非常好斗。
不过知道的太多也有坏处,或许我们需要重新思考“青梅竹马”这一直被奉为浪漫的爱情,最后究竟是否能够幸福了。
Imprinting. 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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